据媒体报道，抖音电商近日披露，有网络黑公关正在付费组织对其规模化造谣攻击。一篇已被官方澄清辟谣的文章，不仅继续在多平台传播，更有甚者，还有公司把批量攻击性文章作为付费案例公然对外兜售。

　　“明码标价组织舆论攻击”这一行为本身，已经击穿了商业伦理和网络治理的底线。正常的批评监督，根子在事实，目的是推动问题解决；而把“攻击某家企业”做成标准化产品、按篇计价、按群分发，性质就变了，这是在制造伤害。

　　这桩“生意”踩的，恰恰是“清朗”专项行动划出的红线。2026年5月，中央网信办启动“清朗·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”专项行动，明确将“通过‘付费投流’等方式对涉企负面信息进行推广，人为制造或放大涉企舆论热点”列为重点整治对象，同时剑指“将舆论监督、社会监督与商业合作挂钩，以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为手段，向企业施压牟取经济利益”。

　　对照来看，20万元一份的“整体稿+专家稿+媒体群置顶+红包”，从生产环节到分发环节，几乎逐项对应了整治清单上的病灶。专项行动期间，各级网信部门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、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.6万余个，这组数字背后，正是“黑公关”从个案蔓延为一种地下产业的现实。个案之所以值得从治理高度审视，就在于它揭示了一条可复制、可定价、可规模化运转的灰色链条。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在把公共舆论空间当成私有领地来经营，而真正被消耗的，是公众对信息的信任，是企业对公平竞争环境的预期。

　　法律不会因为“披着公关外衣”就网开一面。舆情敲诈类行为的实质，是以造谣、散布负面信息为手段制造舆论压力，再以此换取财物或商业利益。2026年4月，《检察日报》刊文明确指出，此类行为“无论威胁内容是否真实，只要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使用威胁方法强索公私财物，即构成敲诈勒索罪”。

　　司法实践也在传递清晰信号，以往类似行为多按非法经营罪处理，而杭州侦破的“舆情敲诈”案已以敲诈勒索罪侦办，后者的量刑力度远重于前者。这意味着，“接单”的一方不能再拿“我只是做公关”当挡箭牌。同样，“下单”的一方也绝非无辜的旁观者，出钱组织对特定企业的规模化攻击，在法律上可能构成共同侵权乃至共同犯罪；在商业伦理上，则是在用不正当手段替代正当竞争。

　　更深一层看，这类“生意”真正侵蚀的，是营商网络环境的根基。一个健康的市场，允许批评，也应当容纳尖锐的批评。企业做得不对，媒体和公众该批评就批评，该监督就监督，这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常态。但当“批评”可以被付费生产、“监督”可以被明码标价、“负面”可以被当作商品来批发，真正做企业的就会面临一种扭曲的处境。久而久之，劣币驱逐良币，受损的不只是一两家企业的声誉，而是所有市场主体对“凭本事竞争”这一基本规则的信心。中央网信办专项行动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，就是为了“进一步优化营商网络环境，护航企业健康发展”。护航不是护短，而是把舆论场从“谁出钱谁有理”“谁更狠谁得利”的泥潭里拉出来，让批评回归事实，让监督回归公义。

　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，舆论话语权更不该被摆上货架。公关可以有，正常的公关解释说明、澄清事实，社会需要；但公关一旦变成按份计价的有组织攻击，它就不再是公关，而是披着公司外衣的舆情黑产。清朗的网络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秩序，容不下明码标价的舆论暴力。(作者：苏魏林)